1928年9月19日，她被敌人带到刑场。他们将她衣服扒光，分开四肢绑在木桩上，开始对她实行凌迟。
在桑植，这一天被很多老人记在心里。
城外校场坪中间竖着木桩，横着两道木杠，一个女人被赤身绑在上面，手脚拉直动弹不得，刽子手举着尖刀，刀面发着冷光，人群不敢多看，只看见血顺着下巴一点一点往地上落。
她叫贺满姑，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人，1898年出生。
家在普通山沟里，穷得简单，心气不算低。七八岁时，大姐贺英已经在外活动，经常带书带消息回家，堂屋里一讲就是半天，小妹在一旁听多了，觉得一辈子守着几亩薄田不是路。
她跟着哥哥姐姐练拳脚、练棍法，手背磨出硬茧，乡里人摇头，说女娃娃学这些没用，她不争辩，只认定身板硬一点总不会吃亏。
1916年，贺龙受组织安排回湘西，领导武装暴动，部队攻打石门县城，枪声在山谷里一阵接一阵。十八岁的贺满姑随队行动，先是端茶送药、护理伤员，很快因为胆大心细，被交给带人传令、守警戒这些正经活。
子弹从身边撕过去，她不往后缩，战后干脆留在队伍里，从此算是真正踏上革命这条路。
之后几年，湘西山里游击队发展起来。
贺英和丈夫谷绩庭把零散武装收拢成一支有章法的队伍，贺满姑在队里当支队长，出战时双枪在手，转山翻岭抢前头。个子不高，动作利落，敌人侦查时听说山里有个双枪女支队长，心里多少有些发怵，私下提起她名字时语气都严肃几分。
1926年，她和贺英带着游击队，联合地方几股武装，赶走长期欺压百姓的桑植县长马策，打垮跟着他横行的反动武装，占领了桑植县城。
缴获下来的枪支、银元、田地和粮食，没有再进权势人家的仓，而是被用来分给平日挨打受气的农民，有人拿着田契在地头直不起腰，有人抱着粮袋回家一夜睡不着，站在另一边的人看在眼里，脸色发白，从那时起对她们几个人的恨结下了死结。
1927年，为了让革命火种在桑植烧得更稳，她在家乡又拉出一支以青年农民为主的游击队，许多人脚上还是草鞋。
她一边带人练枪，一边在田埂边、屋檐下同乡亲讲什么叫翻身，劝大家别只盯着眼前几斗米，还专门动员女人走出灶台，参加队伍。这支队伍不久后顶住了国民党对桑植县的一轮轮围剿，山口守住，村子没被踏平，很多人从那时起真把她当成靠得住的主心骨。
1928年四月，形势紧张，贺龙回到家乡扩充武装。
贺满姑把自己几年辛苦带出的那支游击队交给哥哥，人、枪、粮三样都交代清楚，自己留下少部分人继续在桑植一带打游击，忙着征兵、筹粮、送情报，这些事外人看不出声势，稍有差池就是掉脑袋。
敌人很清楚她在当地的作用，盯着她的眼神一天比一天阴。
同年八月，桑植起义爆发，国民党反扑凶狠。
贺满姑察觉危险，把三个孩子悄悄转移到邻县段家台村，希望先护住孩子。其间她几次趁缝隙去探望，带些吃穿，叮嘱几句就匆匆离开。
就在一次探望途中，她的行踪被盯上。
桃子溪的团头张恒想借机向蒋介石邀功，带了一百多名精兵，从几条路摸上山，把那一带围住。
枪声响起，她双手举枪顽强还击，一直打到子弹打光，山坡上已经再找不出退路，她和三个孩子一起被捕。
人一到手，敌人立刻拿她做文章。
先散布消息，说“共匪头子”贺龙的亲妹妹已经落网，好在上面邀功。审讯中刑具轮番上身，口口声声问的都是贺龙下落、部队去向，还精心设计圈套，想引贺英带兵下山救人，好一网打尽。
算盘打得细，撞上的却是块硬骨头。贺满姑任凭酷刑折磨，就是不吐一个字。
三个孩子那边，贺英托堂嫂陈桂如出面，用重金把孩子赎回。
孩子安全后，她心里那根最软的弦松下来，对自己的生死看得更淡，敌人逼不出消息，陷阱也落空，一肚子怨气只好压在她身上。
1928年9月19日，这口怨气在校场坪落到实处。
敌人决定公开处决她，要让全县人看见双枪女支队长的下场。
木桩立好，横木捆牢，人被扒光衣服、分开四肢绑上去，四肢被拉扯到极限，刽子手举起尖刀，一刀一刀割下去，鲜血顺着身子往地上淌，她浑身发抖，嘴唇咬得稀烂，也没说出敌人想听的那几句话，旁边有人暗暗落泪，只敢把手缩在袖子里攥紧。
从洪家关堂屋门口那个跟着练拳的小女孩，到石门城下随队冲杀的青年，到山里双枪在手的支队长，再到桑植城里分田分粮的女头领，直到校场坪木桩上那具被绑住的身影，中间不过三十年。
别人三十年多半是成家立业，她把三十年压在一件事上：认定穷人要靠自己闯路。
有的人说她太倔，有的人替她不值，话摊开看，就是认了一个理，认准了往前走，就不往回拐。
敌人想用凌迟把她变成吓唬人的例子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她的名字在不少人口里，反倒成了一句撑腰的话。
贺满姑这一生，说轻也不轻，说重也够重。
她做事不爱讲“壮烈”，心里只认“该不该”，队伍该交就交，孩子该送走就送走，轮到自己站出来时也不往旁人身上推。这样的人活得辛苦，走得惨，可留下的分量不轻。
后来的人在风大的夜里想起她，心里要是还会一紧，就说明这笔账一直记着，没有被日子磨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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